在张献忠施政的后期，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他越是感到孤立，就越发变得猜疑暴戾；而越是猜疑暴戾，就越发导致他良莠不分的滥杀，使自己更加孤立。
崇祯十六年底(1643年)，张献忠在长江中游的荆岳地区面对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大军事集团的挤压，感到难以支撑，遂进军四川以图自保。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张献忠率军以“澄清川岳”为旗号，进军四川，八月攻克成都，并亲自率军将李自成的势力逐出川北。是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正式称帝，国号为大西，年号为大顺，改成都为西京，以部将孙可望“节制文武”，桐城诸生汪兆麟“总决诸事”，并且对部将加以分封。
身居权力之巅的张献忠开始为他的王朝谋划了，他沿用明朝旧制，设内阁、六部及各院监寺科道各衙门，四道设学院四员，取士察吏。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张献忠注意招降和吸纳前朝的官吏文人，委以高官，这取得了部分地主官僚的支持与合作。并开科取士，取得了部分热衷功名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献设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会试者五十人……榜、探皆具。”对于科举取来的知识分子，张献忠也授以官职，“又配知府以游击，知州以都俭，知县以守备，皆以伪科所取文武进士、举人为之”。通过招降和科举，大西政权在初期确曾吸收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加入。对于愿意归顺的前朝官吏张献忠并没有从一开始就使用暴力手段，“献忠悬伪职以待乡绅，设科举以待监生举人。其初固无意于屠儒也。”
从这些职官的设定来看，张献忠是有意要走一条割据一方立国自保的道路的，正如他在派人招降重庆官员时所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在四川建立了政权的张献忠已然身处权力之巅，但是对于如何在四川才能长久立足，张献忠和他的部下显然缺乏经验和耐心，以致举措多端失调招致反抗，然而此后张献忠彰显出了人性之恶，走上了一条以暴易暴恣情滥杀之路。
一、对拒绝合作的地主官绅文人给予极其严厉镇压
大西军进入四川以后，要求辖区内的居民必须顺从大西政权。对于不合作的，常常给与极其严厉的惩罚。张献忠率大军长驱入川，以为这些知识分子必定会望风归顺，凭一纸檄书足以让他们俯首听命，因而除了武力，他没有用别的策略来缓和他与前朝士绅们的对抗，“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仅仅在《蜀龟鉴》一书中，我们便看到如下事例：“致仕按察祖浩正衣冠，骂贼以死；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骂贼死；新繁诸费经世与贼将有旧，欲官之，以坚辞见杀；汉州诸生陈元鹏，贼执不屈死；举人江禹泽妻陶氏偕妇张氏携手骂贼死；诸生刘昌祚以不屈死……”张献忠及其农民军所采取的极端措施非但没有使矛盾平息，反而将之激化。张献忠本人的偏激情绪是导致这种无辜滥杀的直接原因。张献忠作为大西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如果不是一开始就进行肉体消灭，而是采取一种缓和的策略，相信情况会好得多。
二、实行恐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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