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新虽与日本建交，但双方关系并未正常化，1978年，中日重启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然而，正在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日本拦截渔船
1978年4月，百余艘渔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日本海上保安厅进行了有组织的拦截。4月12日上午，日本报道声称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了很多渔船，称“共有108艘”。其中，16艘渔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范围内。日本巡逻船以渔船进入所谓的日本“领海12海里内”为由，要求渔船退出。而渔民则在木板上写出“这是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等字样抗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钟。
此后，渔船多次进出钓鱼岛海域。日本方面提出：台湾方面曾有过这种行动，但大陆方面这还是第一次。事件发生后，日本有人提出，只要中日钓鱼岛问题得不到最终处理，就不能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甚至有人扬言：“自卫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出动？”
慈禧对于钓鱼岛的手谕
事件系日方策划
然而，此事件仍有几个疑点，从这些疑点不难看出此事是日本策划的一场事件。
疑点一：根据当年日本报纸的公开报道，在钓鱼岛事件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日本部分政界人士和台湾当局往来频繁。1978年，日本代表团与蒋经国会晤。4月6日，访台归来的自民党议员向报界透露，“四月中旬将发生有意思的事”。4月12日，钓鱼岛事件才发生，4月6日，日本自民党议员又怎会知道4月中旬将会发生有意思的事情呢？难道是未卜先知？此外，根据日本长崎渔船“赖户丸”船长户摩胜的讲述，赖户丸自3月12日从长崎出发。1978年3月25日，赖户丸和百艘渔船一起南下，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
既然3月25日渔船已经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怎么到了4月12日才被“发现”而演变为事件呢？根据中方调查，渔船以往每年都会在此海域捕鱼。既然渔船多年来一直在此捕鱼，为什么偏偏1978年就成为日本媒体口中的“事件”？
疑点二：1978年6月，香港《明报》曾刊载一篇涉及钓鱼岛问题的“大字报”的文章。《明报》是这样写的：上海出现一张署名“同济大学新东方红”的大字报，标题是《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这张大字报是这样叙述的：上海市水产局的渔船，以及宝山县、崇明县、川沙县水产局和渔业合作社的渔船，出航前召开了渔业和气象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市革委会副主任陈锦华对苏联在海上搞霸权主义和日本掠夺海洋资源进行了抨击。会议的口号是“发展海洋、增加生产、保卫祖国、反对侵略”。
参加会议的各单位的渔船从舟山群岛朱家尖起航，驶往琉球群岛。驶到尖阁群岛西北90海里时，随船出航的宝山县水产局干部打电报给上海水产局，问：“是否继续航行？”上海市水产局回电：“同意。”接近尖阁群岛时又一次打电报请示：“万一遭到袭击怎么办？”水产局答复：“在领海上捕鱼，谁敢袭击？反击嘛！”于是，民兵副团长牛海藤下达了“誓死扞卫领土”的战备命令。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市革委却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必须在24小时内撤离”的撤退命令，然而，几百艘渔船并没有按时返航，在这种情况下又宣布：“不愿撤离的，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大字报还公开责问：“当时是谁煽动他们去尖阁群岛的？现在又是谁在迫害爱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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