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在一個最慘淡、最苦痛的人間，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揮灑、最意象寥廓的青年。“少年學會”的幾千名少年，其中包括毛澤東、李大钊、鄧中夏以及被多數後人遺忘的王光祈……後來成爲整整一個世紀的曆史主角。
1919年7月，王光祈、李大钊等發起組織少年學會。圖爲1920年周年紀念時部分會員在北京嶽雲别墅的合影，右三爲李大钊。
1918年冬天，23歲的李璜出夔門、經上海，跋涉大半個月來到北京。這一天，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鴨店，北大教授李大钊設宴爲他洗塵，同時在場的還有分設中學堂同學王光祈，北大學生鄧中夏、易克嶷，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陳淯。李璜記得，六個人剛剛坐下，又有兩名青年冒雪而來。王光祈介紹說，他們也有意到法國勤工儉學，“聞我将往，甚喜，願一談”(李璜《學鈍室回憶錄》)。
此時，歐洲大戰已經結束，斷絕四年的中法航線也行将恢複。李璜此來，正是應“留法儉學會”之召、前往巴黎勤工儉學的。後來，他這麽回憶當時的情形：“我注視趙毛兩會友，似較我輩年青……以小弟弟待之。”
這一天，與兩位“會友”，李璜稱兄道弟、極爲親熱。盡管初初相識，但他們同屬“少年學會”(以下簡稱“少中”)的籌備成員。他們年輕、純潔，心中有着無盡的山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懷。
幾十年後，李璜說，那個午後他永生不忘。因爲在那張小小的圓桌邊，他見證了人生的無常、命運的殘酷以及曆史的分合。那個高個子的“會友”是毛澤東，黑皮膚的是趙世炎。與李大钊、鄧中夏一樣，他們後來都成爲共産黨的主要首領。晚年李璜在寫作回憶錄時，依舊稱呼他們爲“會友”。
1920年7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嶽雲别墅集會慶祝“少年學會”成立周年紀念時的合影
籌備少年學會
“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爲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1918年初春，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間“狹陋不堪”的小屋裏，26歲的王光祈起草着發起少中的計劃書：“……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這寥寥幾十字，勾勒了一個溫和、漸進、旨在改良社會的青年團體。
所謂“專門學術”，指的是近代學科。晚清以來，分工、專業理念漸漸興起，學制革命更造就了一個基于分工和專業化、包含類别五花八門的新群體，“知識分子”。然而，興辦學堂十年，急功近利的心态，乃至“學而優則仕”的舊觀念，無時不刻地籠罩着學界。
清末興學之弊，影響了民國學子。王光祈記得，他從前的先生中，“講理化、數學的教員……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而以北大爲例，在蔡元培出任校長前，學生們上體育課，教員呼喊的口令是：“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
專門人才的匮乏，使“教育救國”、“實業救國”流于空談；與此同時，民國社會之敗壞、人心之沉淪，更幾近病入膏肓、無藥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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