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史书的人都知道，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山海关防线，绕道蒙古，分兵三路从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突入长城，威逼京师。袁崇焕星夜赴援，统率诸路援军重创后金军于广渠门外。结果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袁崇焕被处以磔刑，终年47岁。当时京城的百姓对对袁崇焕似乎是深恶痛绝，居然从刽子手手中买下他的肉，就着烈酒生吃，直至“血流齿颊间”才觉解恨。
反间计的真相直至清朝修《明史》时才真相大白。《明史·袁崇焕传》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袁崇焕死后152年，清朝乾隆皇帝正式公开为他平反。在《清高宗实录》第1170卷，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
从这个角度来说，袁崇焕死的确实有点冤。
但他的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
崇祯继位后，袁崇焕被召回，任右都御史。崇祯元年(1628)四月，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成为最为朝廷所倚重的大臣。
崇祯皇帝在召见袁崇焕时，袁崇焕曾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妨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但崇祯皇帝给以绝对信任，袁崇焕在激动之下夸出了“五年复辽”的海口。崇祯帝信以为真，让袁崇焕出关时带去480万辽饷，其中米180万石，另发内帑120万、铠甲40万具，红夷大炮10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
但此时东北军事形势已经易手，袁崇焕根本不可能完成此项任务。为此，他采取私下议和的方式，为自己积聚力量，等待时机。虽然袁崇焕的和议在战略上完全正确，而且崇祯皇帝起初也同意，但这种与皇太极关于和议的私下书信往来，不可能不让崇祯皇帝产生怀疑。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出于私心，斩杀毛文龙。毛文龙是率部在皮岛(今椴岛)至长山列岛之间流动抗击后金，同时联络山东登州一线明军协同作战，遥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一度遏制了后金军的西进和南下。但毛文龙不听袁崇焕调遣，袁崇焕遂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以谈饷阅兵为名，将毛文龙诱骗至旅顺双岛的一处古庙中，将其拘捕，当众以尚方剑将其斩杀。
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包括:罪之一：“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罪之二：“说诳欺君，”杀降冒功；罪之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罪之四：“交结近侍”；罪之五：敌攻铁山，“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罪之六：“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罪之七：“私通外夷”。等等。毛文龙被杀后，后金军队所受牵制大大减少，崇祯皇帝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但他对袁崇焕“优旨褒答”，仅仅是在毛文龙被杀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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