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前被公布罪狀、發配鳳陽，死後被碎屍萬段、懸首示衆，崇祯上台後對魏忠賢的這一系列處置，在給當時黑暗政壇帶來些許新鮮空氣的同時，也讓他赢得了聖明之君的歡呼頌揚。然而，十七年後，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卻下密旨收葬魏忠賢的遺骸，墓址就選在了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雲寺。
每次讀《明史》讀到這裏的時候，筆者總要驚訝一番，沉思一番。驚訝的是，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壓進的危急時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調兵遣将上，居然還有閑心做一件與禦敵守城毫不相幹的事情；沉思的是，崇祯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爲什麽會突然改變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賢的初衷，重新審視魏忠賢的價值和功績，并出人意料地爲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祯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後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着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在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場上，所表現出來的深明大義和遠見卓識。
憑心而論，魏忠賢爲鞏固個人權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但從他曾經力排衆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延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甯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抛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還是心系國家、講求原則的。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内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層能力、這種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崇祯即位的時候，海内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内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賢這樣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和把握動蕩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擋一面，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于在短時間内坍塌崩潰。但崇祯爲了整饬内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爲了報仇雪恨和獨掌大權，借着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集團。
能夠不動聲色的一舉鏟除魏忠賢，一直是崇祯自我标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于過分欣賞自己的才幹，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卻讓他從自信變得自負，最後變得剛愎自用。魏忠賢死後，崇祯起用了倡導儒家思想的東林黨人，但在國内動蕩、邊關危急的存亡之際，那些擅長空談、治國乏術的文人儒将能頂個屁用？楊鶴對民風彪悍的起義軍實行“招安”，袁崇煥與狼子野心的皇太極私下“和談”，無不表現出東林黨人的中庸、懦弱、酸腐和無能。
盡管崇祯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辄怒斥、問罪、砍頭、淩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還頻繁的調整幹部，十七年間他竟然換了十七個刑部尚書和五十個内閣大學士。這種讓人噤若寒蟬、如履薄冰的高壓态勢，造成國家人才匮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祯隻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無能的太監，最終導緻“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曆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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