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马迁之后，汉高祖刘邦的人格品质，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刘邦事功得到极高推崇时，也只是说他拯民于水火，而不对其整个人品加以推崇。对刘邦的非难，或始于阮籍登广武战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之叹，到了《厚黑学》风行之后，刘邦二字简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词，至今未有改观。这些否定刘邦人品的看法，也是来源于《史记》，应该说至少部分真实。结论时，其着眼点往往在刘胜项败。其实这正表明了刘邦以天下之智为智、也以天下之心为心的特质，所以才能放弃一己之私欲私见，从善如流。难怪群雄肯为之驱驰，原因就在于刘邦能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因为汉初的动荡，或许，汉高祖刘邦本身对文化建设没有直接的作为，但他以天下之心为心的做法，对于恢复文化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刘邦的态度造成了客观上的无为状态，与暴秦的“以吏为师”及焚毁百家之说的作法截然不同。刘邦是楚人，其故乡与老子的出生地相去不远，不知老子的学说会不会对他产生作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有间接的曹参为齐相国取无为之道，而司马迁的父亲也崇尚黄老之术。大概这些人从刘邦的态度上感受到老子提倡的东西。老子曾说过：“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考察刘邦的个人品质，隐约与老子主张相吻合。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汉高祖的名望在终封建之世，始终是相当高的。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刘邦对汉文化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天下之心为心，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有选择知识的能力与权力，采取不干涉原则，让人民与社会自己发展自己，从而造成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之所以被称作汉人，就是与汉代文化在经秦火之后的迅速发展分不开的。孟子说，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在立国之初采取了无为的政策，造成了汉代雍容大度的文化基础。在今天对刘邦评价拨乱反正的同时，也应该给他在建立汉文化一道上，给予应有的地位。
1929年7月，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刚执掌东北政权不到一年的张学良以苏联不遵守条约而强行收回中东铁路，苏方人员全部被遣送回国，史称“中东路事件”。
在谈判无效的情况下，斯大林于一个月后下令成立“特别远东集团军”，其下辖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蒙古骑兵营，总兵力约4万余人。
特别远东集团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等重型兵器，而且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坦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担任“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的并非他人，正是北伐时期的苏方军事顾问布留赫尔。
布留赫尔，也就是为人熟知的“加伦将军”，他是苏联首批5位元帅之一，曾参加过十月革命并指挥过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平叛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布留赫尔受苏联派遣担任广东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期间受到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极大重视。
在两次东征陈炯明的战役中，布留赫尔不仅负责作战计划，而且还亲赴前线，指挥攻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
北伐开始后，布留赫尔不仅为蒋介石制定整个战略，而且还奔走疆场，立下汗马功劳。直至1927年“四.一二”政变、蒋介石推行清共反苏政策后，布留赫尔才返回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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